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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月 15
引发读者的注意

这本书因在反腐热剧《人民的名义》里被反复提及而大热,《万历十五年》到底说了啥?

严格说来,《万历十五年》其实也是一本讲的书,只不过它说的不是一个人的,而是一个帝国的。众所周知,明朝的正是的结果,而在黄仁宇写《万历十五年》之前,历史学者们常把的账算在木匠朱由校和“九千岁”魏忠贤的身上。这是典型的“”论。黄仁宇独辟蹊径,将目光聚焦于万历十五年(公元1587年)这个看似啥也没发生的一年里,向读者证明了这样一个问题:是大明王朝的基因里就存在的绝症,它的发病早在万历年间就已经开始了,而且一切反腐手段在当时就证明对其无效。

写小说有一个技巧,就是刻意在文中留下一些看似荒诞不经的桥段,引发读者的注意,最终成为打开整本小说深意的钥匙。中外小说大家们这一手法用得都很熟练,比如奥地利的卡夫卡,在《变形记》中就留下了一个小公务员一夜变虫的扣;再比如曹雪芹的《红楼梦》,书中很多季节和时间的“穿帮”,至今仍是红学家们致力于研究的重大线索。

在新近被改编为电视剧的小说《人民的名义》中,类似的情节其实也是存在的,比如那个看似百毒不侵的汉东委高育良,最终被奸商培养的交际花高小凤攻陷。幕后大佬知道高育良喜好明史,遂训练高小凤熟读《万历十五年》,伪装成服务员与之接触。高育良发现高小凤竟然懂明史,便对这名服务员刮目相看,最终“毁”了自己。

初看之下,稍微懂点历史学的人,都会觉得这个情节设计得很荒诞。黄仁宇的《万历十五年》是一本很严肃的历史书,易读但是难精。笔者大学时代的老师、复旦史地所的姚大力教授,最爱讲的一个段子就是很多人考他的研究生时喜欢自吹读过《万历十五年》,但一问《万历十五年》讲了啥,十个人里有九个支吾半天说不到点子上,可见该书有多难懂。说高小凤临阵磨枪读几遍《万历十五年》,就让身为大学教授还讨了史学家做老婆的高育良“刮目相看”,其难度不亚于让刚背会乘法表的小学生给数学家教高等数学。

周梅森是个老到的小说家,出现如此纰漏,恐怕也是在做扣。而这个扣的关键所在,就在于《万历十五年》到底说了啥。

严格说来,《万历十五年》其实也是一本讲的书,只不过它说的不是一个人的,而是一个帝国的。众所周知,明朝的正是的结果,而在黄仁宇写《万历十五年》之前,历史学者们常把的账算在木匠朱由校和“九千岁”魏忠贤的身上。这是典型的“”论。黄仁宇独辟蹊径,将目光聚焦于万历十五年(公元1587年)这个看似啥也没发生的一年里,向读者证明了这样一个问题:是大明王朝的基因里就存在的绝症,它的发病早在万历年间就已经开始了,而且一切反腐手段在当时就证明对其无效。

古代中国的反腐机制千变万变,说到底无非两途。首选是推动体制,根绝滋生的温床。《万历十五年》中,那个“已无”但又无处不在的前任首辅张居正就试图走这条子,他推出“一条鞭法”,通过税收体制,减少官员上下其手的空间,又官员考核体制,裁汰、庸官,可以说在中国史上,很少有人像张居正曾经做到的那样成功。遗憾的是,张居正身处一个以为根本的国家。这导致了他即便想推动法制,也必须依靠人来推行。正如《人》剧中高育良所言,“一把手几乎拥有绝对的,而担子都压在一把手一个人身上,他当然要选用自己信任的人来办事”。而张居正提拔的这个“”,就是接了他的班担任首辅的申时行。万历十五年的申时行几乎整年都浸润在反对者对他是“张居正的私人”的中。于是,申时行的困境就产生了:如果他继续推行张居正的,则会坐实“张居正私人”的帽子,最终被拿下,人亡政息;如果他对张居正留下的摊子有所退让,反对者则一拥而上,最终也会人亡政息。无论怎么选,在社会下试图通过推动法制防范,都逃不脱人亡政息的宿命。终于,再无张居正。

法制反腐行不通,树立榜样,鼓励官员们洁身自好行不行呢?《万历十五年》里也讲了这么个典型,那就是海瑞。海瑞的两袖清风的确很受的欢迎,但在官僚系统中,这样的人却是,甚至被当成“白眼狼”。海瑞没考上过进士,理论上连县令都没资格当,是当时的首辅徐阶一手提拔了他,然而徐阶告老还乡后,后任高拱却通过海瑞的铁面揪住了徐阶的小辫子,最终把他了。

斗自己在上的,即便有反腐这杆大旗,在明代也是最为们所的行为,不具有效仿价值。所以海瑞在老百姓那里是榜样,在官员那里却是“奇怪的模范”。正如黄仁宇在书中指出:“他的信条和个性使他既被人尊重,也被人遗弃。这就是说,他虽然被人仰慕,但没有人按照他的榜样办事,他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而的,但这种的实际作用却至为微薄。”

张居正式的制度性反腐推不动,海瑞式的反腐没人理,这就是大明王朝在万历十五年的窘境,《万历十五年》一书,实则是一本“大失败的总记录”。失败的根源,恐怕出在明朝的产权上。有明一代,自明太祖朱元璋起,就一直狠抓反腐,官员薪水极低,贪污60两以上即处以剥皮实草的。但诡异的是,朱元璋同时给自己的子孙们了极高的待遇,“朱二代”“朱三代”乃至“朱N代”们可以肆意国家的利益而心安理得。这让明代的反腐失去了意义——如果反腐所节省下来的没有还给百姓,而是落入另一批“皇族”的口袋,轰轰烈烈的和反腐,岂不成了集团内部的利益争夺和斗争?这样的反腐又有何性可言?

所以,只有一个真正、将财力与精力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,才能理直气壮地反对,而这样的反腐也才能成功。不同于明代的反腐,我们今天的反腐之所以会成功,正是因为我们所用的,是人民的名义。(王昱)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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